田安谈选本文化与唐宋文学研究

田安谈选本文化与唐宋文学研究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 夏丽丽

2019-02-17 10:4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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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安（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

文学选本可谓中国文学研究的基石，但学术界主流往往注重文集的文献价值，而忽略了选本对文学史与文学观念的建构作用。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现任美国唐学会（T’ang Studies Society）主席的田安（Anna Shields）教授，在此次采访中从“选本”这一文化现象出发，讨论了她对“文集形塑文学观”的理解，认为选本的编纂反映了当时文学知识的组织型式。田安还进一步探讨了唐宋转型叙事视野下的文学研究，涉及领域包括中唐文人的友情书写、五代《花间集》的文化史研究，以及北宋时期对唐代文学的继承、取舍与文化再生产。

您的父亲是NASA的航天工程师，您的母亲是研究美国史的历史学家，作为一个美国人，您是如何开始对中国文学感兴趣呢？又是为何选择唐宋文学作为您的研究领域呢？

田安：我直到上大学时才真正开始系统接触中国文化，当时非常有幸能够选修一门名为“中国思想史入门”的课程，这门课的老师何谷理（Robert Hegel）是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教授，专长是明清小说。这门课极有启发性，对那时的我来说，中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儒学、道教、法家……当然，还有毛泽东思想，这也是1983年这门课程的最后一部分内容。

于是在下一学期，我选修了中文翻译课程。那是我第一次阅读杜甫和苏轼——事实上，我在高中最后一年就兴致盎然地读过一些杜诗。那时候，有很多关于唐代文学的书刚刚出版，特别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一些重要著作。不过，我的本科专业是法国文学，我的法语不错，大一时还去了法国；但是我对中国文学似乎更有热情，中国文学研究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学生而言还很新鲜，不过因为当时没有太多中国文学方面的专书，所以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

而且，中文真的很迷人！所以大一暑假从法国回来以后，我就开始选修中文，毕业以后我获得了中国台湾方面的奖学金，在那里进修了一年，学习语言。

您2006年出版的第一本专著《缔造选本：〈花间集〉的文化语境与诗学实践》（Crafting A Collection: The Cultural Conetexts and Poetic Practice of the Hunjian Ji）是在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就的，中译本也已在2016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花间集》作为研究对象？

《缔造选本：〈花间集〉的文化语境与诗学实践》

田安：最开始，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柳永，宇文所安是我在哈佛的指导老师。我那时就对柳永词中的女性形象、男性和女性口吻这些问题非常感兴趣，同时也对孕育“词”这种体裁的文化环境感到好奇。所以我是在文化史的意义上对这一主题感到兴趣，而我所做的研究也不仅仅是“纯文学”意义上的讨论。我想追问：“词”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文化条件使得这种看似不太正统的文体得以生存？

关于词起源于晚唐的说法，有很多论述模糊的地方，很多细节没有理顺，很多推论也不可靠。而编于十世纪的《花间集》看起来是一个很好也很具体的讨论切入口：这部书长期以来被视为宋词的先驱；而在我看来，《花间集》诞生于后蜀宫廷文化，它实际上是晚唐文人文化的延续，这从它以温庭筠、韦庄词为宗，模仿其词风与词体程式就可以看出来。

之前的学者已经对《花间集》的文人化倾向有过充分的研究，但我更愿意将它看作一种“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花间词派”不仅展现了十世纪蜀地文士的文学审美品味，更与当时的宫廷文娱活动密不可分，是当时君臣文会宴饮、词客附庸风雅的衍生物，并以此代表彼时的精英高雅文化——我曾在书中指出，欧阳炯的《花间集序》并不仅仅是在为一种文体辩护，而是把后蜀宫廷所风行的曲子词创作看作一种代表优雅、唯美、精致的文化的社会实践活动。此外，之前很少有学者从“选本”（anthology）的角度去讨论这本词集，我在书中致力于探讨选本生成的文学与历史语境，而且将《花间集》与《才调集》放在一起讨论，这两本书更像是那个时代浪漫文化（culture of romance）的体现。

您在普林斯顿大学为东亚系研究生开设了“选本文化”的课程，研讨了文学知识的组织型式（organization of literary knowledge），例如唐人选唐诗、唐宋别集、总集、类书、笔记等等。您为何会对“选本”这一文化现象感兴趣，能否对此进行一些理论化的阐述？

田安：我认为，“文集”文化（collection culture）长久以来在中国文学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这里的“文集”文化不仅仅指代一本本实体的书籍，同时也包括了文人们收集、裁汰、修改、编校文本这一系列的文化行为）。实际上，大多数中古文学研究都以各式各样的文集为基础，但学者们并没有真正关注到文集形式在文本流传与文学观念中所起到的作用。而当我们把中国与欧洲文学史中的文集状况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强烈的反差，相比西方文学，文集在中国文学史中显得更为重要。

我们目前需要做的，是对中国文化的“文集”现象进行全面而理论化的分析与理解：这些文集如何形塑了人们的文学观念？编纂文集的成因、意图和受众对象分别是什么？文集以何种标准和分类方式被编成？每部文集各自又隐含了什么主题？其功能或目的又是什么？它们在后世流传中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简单地说，我想要传达这样一种的观点：“文学是能够通过观念被组织架构起来。”这种“文集形塑文学观”在欧洲文学中并不常见，但在中国文学中却起到了关键作用。这种情况从六朝开始初露端倪，文人士大夫都热衷于有组织地收集、选裁、编定各式各样的别集与总集，而唐代更是典型的写本时代兼选本时代（an age of manuscripts and anthologies），唐人选唐诗就是很好的例子；宋代以后，由于印刷术的普及，文集的物质媒介经历了从写本到刻本的根本性转变，书籍的流传主要不再依赖于人工传抄，而是以有规模地印刷刻本来实现更高效、更广泛的普及（当然，抄本在印刷术普及之后也并没有消失，而成为与刻本共存的文本物质形态），这也促使了集部文学在后世的蔚为大观。

我相信，中国“文集”文化的兴盛，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古代中国有一套独特的关于文集编纂的机构运作体制（bureaucratic apparatus），它鼓励人们在官方或私人领域收集、组织、编写、修订、增补各类文献，以确保文本的流传，并促成了一种推崇“文集”的文化——这在世界文化中都是独一无二的。从官方主导的大型文化工程（如武则天时期的《三教珠英》与宋初“四大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的修撰），到私人编纂后上呈朝廷的文集（如五代《花间集》与宋代《唐文粹》），再到私人编写的行卷与小集，这种文集生产机制很有文化收益，并变相转化为文化资本，是中国古代书籍文化的一个侧面体现——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文集编纂机制早在印刷时代到来之前就已盛行。

您在2015年出版了新作《知我者：中唐的友谊和文学文化》（One Who Knows Me: Friendship and Literary Culture in Mid-Tang China），而此书的中译本已由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卞东波教授完成翻译，并有望在今年由中西书局出版。这本书最大的特色是将中唐文学家的诗歌唱和、来往信件、作品序言、祭文和墓志铭等等作品加以综合性研究，以此进一步看待中古文人的社会交际网络、身份认同等问题。您为什么会对这一主题感兴趣？

《知我者：中唐的友谊和文学文化》

田安：我对中唐文人们的友谊感到好奇，首先是因为白居易和元稹。我之前针对元白已经做过一些研究，尤其是元稹的艳诗，那些充满了浪漫色彩、性暗示和情欲的诗歌在唐代成为广为流行、但被区别对待的文学主题。尽管元稹曾试图将艳诗纳入自己的文集中（见其《叙诗寄乐天书》），但在后世别集传本中，这一题材最终被边缘化，元氏艳诗似乎以单本或专集形式在晚唐和五代期间流传，后来因为《才调集》收入了其中的五十七首才部分得以保存至今。

敦煌写本中的元、白唱和诗

在此期间，我读到了元白之间的很多唱和诗，并以此为契机开始研究元白友谊的前前后后。但是转折点出现在我读到白居易写于元稹身后的《祭元微之文》，这篇文章彻底打动了我，记得当时我在办公室读到最后真的感动得流了泪——这篇文章的结尾是如此有冲击力、如此感人，甚至有点过火的感觉。我当时就在问自己：这是怎样的一种感情啊？但同时，这篇祭文虽然激情饱满、真情流露，但也是高超的文本展示与表演（performance of the text）：其修辞极其复杂，不仅包含诗歌，而且数次转换人称口吻，“呜呼”的感叹反复出现，甚至还有对答。唐代文人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才能催生出这样情感丰沛又构思巧妙的文字？因此，我一开始的问题就是，特定的人际关系如何产生了特定的文学创作？而这类创作如何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影响了唐代文化？

首先，文学创作当然源自真实的历史人物关系；但同时我也心存怀疑与好奇，觉得唐人之间的友谊不止于表面的文字含义，即使我为诗文里所体现的元白的深情厚谊所感动，但显然在那些书写友情的文本之下，还潜藏了层次丰富的深意——因为这些文本具有公共表演性本质。具体来说，书写友情对中唐文人来说有多重价值（我在书中以白居易和元稹、韩愈和孟郊、柳宗元和刘禹锡为例）：它是意蕴丰富的文学主题，也是颇有收益的社会交往活动；它能够帮助文人确立共同的文化身份，并在纪念友人的基础上理解作者自己。正因为这篇祭文，才让我最终决定着手研究这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

一开始，我设想这是一本关于白居易和元稹的书，但之后我又读到了韩愈的文章。我一直很怕读韩愈，他是思想史上的巨人，无论诗文都非常难读；但我意识到，如果我想继续中唐文人友谊的课题，韩愈和他的朋友圈是无法绕开的。尽管我们从文学派别与团体（例如韩柳、元白）的角度处理中唐文学，但他们事实上共处于同一历史空间，有时甚至就在同一朝堂中共事，因此，他们从根本意义上共享着很多完全相同的政治、文化经历。然而他们却对彼此的友情和喜好采取了不完全相同的表达方式，并在公共空间通过其独有的文辞与风格来标榜、纪念他们私人之间的友谊。所以我意识到，我必须扩大自己的讨论范围。如果我只做元白的话，这本书很快就能完成；但我还是坚持将韩愈纳入研究，这使得我的工作量大大增加，而最后证明这么做是值得的。同时，我也很高兴自己的研究能够被翻译成中文，与广大的中文读者见面，在此一并向译者卞东波教授与中西书局表示感谢！

您的研究向来注重文学史的政治语境、社会语境和历史语境，同时又强调文本细读的重要性，兼具文学内部与外部研究。这与文学经典作品崇尚文本主义的传统读法不同，也与近几十年来欧美文学批评界标榜的“作者已死”的文本开放性取向保持着一定距离。您能简要地介绍在北美汉学界近年来的文学史研究思潮么？

田安：研究文学史最大的挑战，就是避免过度目的论式地看待文学史，不要预先设定一个文学史的发展进程。同时，我们对文学史的传统看法要始终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因为无论我们对文本阅读得多么细致，当代人还是无法完全通过文本对背后所发生的一切人物关系与历史事件做到百分百的了解。所以我试图寻求一种中间路线：一方面，我对文本中的情感、知觉、表达抱有怀疑的态度，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文本生产有其多元、立体的阐释可能性；另一方面，我确实认为文本背后存在活生生的创作者，并试图去理解他们。简单来说，我既对文本抱有开放性、多元性和怀疑主义的态度，又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作者意图的存在。

对一名研究中国文学的西方学者来说，我一边要从语文学（philological）的角度去探究具体的文本细节，并且希望能让文本自身显现出一些问题；一边也要有理论框架的意识——这两者在我的学术研究中就像一个循环往复的闭环。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问题来源于文本本身，而不是把问题硬套在文本之上；但同时又要时刻带有理论意识，这让我们能够反思：为什么我们要提出这些问题？可否将这些文本特征、文学现象进一步理论化？

具体而言，我对唐宋变革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