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峯誼／我們從未「從未現代過」：評2020台北雙年展《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上） - 報導者 The Repo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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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台北雙年展以「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為題，由著有《我們從未現代過》、《面對蓋婭：新氣候體制八講》的哲學家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和獨立策展人馬汀．圭納（Martin Guinard）共同策展。
拉圖提出「蓋婭政治」，重新結合宗教、政治、科學範疇，作為其新氣候體制的政治理論基礎。在展覽裡，拉圖與圭納進一步將人們熟知的集體、民族、領土概念，轉化為行星、星球、星人，以全新架構呈現當前人們因氣候變遷、政治局勢惡化產生的分裂衝突。朱峯誼為此撰寫評論，上篇解析拉圖的學說、下篇則分析雙年展中作品如何回應、展演這項理論。
在談自然環境破壞及氣候變遷之前，讓我們來談談自己的身體健康及飲食安全吧。或是更政治一點，讓我們來談談萊克多巴胺（Ractopamine）
是乙型受體素一種，台灣俗稱「瘦肉精」，屬於類交感神經興奮劑。
──一種我們尚未知道人體長期攝取殘留量的影響，卻為了增加畜牧地主的收益（增加肉品的瘦肉量）而普遍為美國畜牧業使用的藥品。如今台灣終結了長達14年的禁止進口，在2021年1月1日正式向美國開放含萊克多巴胺的豬肉、以及30月齡以上的牛肉。
或是談談農業用藥，以及其他食品添加劑如亞硝酸鹽；我們已知道其對人體的影響，但為了提升產量（除了商業利潤，還有解決世界糧食短缺的大義）、也為了食品美觀而允許使用。各網路平台接著發布營養學者或醫師們的提醒：少吃加工肉製品、少外食生菜；但對於那些因為生活及工作型態而不得不外食的人們，他們只能假裝這樣的風險及危機並不存在。他們會被告知「請安心食用」，因為各種實驗數據清楚證明在某個殘留值以下，這些添加劑（萊克多巴胺、農藥、亞硝酸鹽）造成人體傷害的風險非常低。就如同核電支持者們告訴我們應該要相信人類的科技及控管技術，核安意外的風險非常低，「請不要只看車諾比及福島這兩起事故，世界上還有其他440座運行良好的核電廠。」
問題或許從來就不是這些人類行為造成的風險有多大，而是我們為什麼「必須」承擔這些風險？問題也不是一個人「如何選擇」生活方式（如果會擔心，你可以選擇不吃），而是我們「早已沒得選擇」。一位收入算不上小康的人，只能選擇便宜的小吃與食材，而與有機生活無緣；一個人也無法影響是否進口含萊克多巴胺的豬肉，也無法影響興建核電廠的決定；一位蘭嶼住民也根本沒能選擇拒絕自本島運送來的核廢料──公民投票如果不是清楚標示了「我們必須選擇大多數人所選擇的生活」這個事實，便是以制度合法化了多數暴力。
這些與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談論的氣候變遷危機是相同的困境：我們沒得選擇，我們早就已經被迫承擔了這些風險。如今當我們不願意再繼續承擔時，我們該怎麼做？
「誰是敵人？」：作為行動者的神聖集體
民眾參與2020台北雙年展「公眾計畫」之《協商劇場》。（攝影／林彥廷）
拉圖將他的提案整理在《面對蓋婭：新氣候體制八講》這本書裡。這位篤信現代社會的困境來自於「自然–文化」二元分裂的哲學家 （註）
布魯諾．拉圖著有《我們從未現代過》。余曉嵐等譯，群學出版，2012。
，提倡了一個非常具有西方亞伯拉罕宗教色彩的路線，似乎認為將宗教、政治、科學重新結合，是新氣候體制的解藥。
拉圖「蓋婭政治」的宗教性展現在以下幾個層面：首先，是劃分敵我的方式。拉圖說：「開戰吧！」
「當最高仲裁者不存在時，戰爭便開始了。」布魯諾·拉圖，《面對蓋婭：新氣候體制八講》。陳榮泰、伍啟鴻譯，群學出版，2019年。頁347。
──對誰開戰？造成環境汙染的工廠老闆？一心想要降低成本增加生產的業者？推諉卸責管制失能的政府？收受賄款或接受關說的政客？還是冷漠的社會大眾？如果公民投票在現代民主社會裡，被認為是最容易想到的解決公共議題紛爭最終方法，我們也無須意外拉圖將公民社會裡的「另一群人」，視為主要的戰鬥對象。
這是怎麼樣的「另一群人」？拉圖不以階級（資本家vs.勞工）、也不以政治光譜（右派vs.左派，或保守vs.進步）為區別標準，而是用以下5個變項來定義一個群體，包括：
它們認為自己受哪位至高權威召喚而聚在一起？
它們的子民範圍為何？
它們認為自己住在怎樣的領土？
它們確信自己處在怎樣的時期？
在分配行動能力時，它們有著怎樣的組織原則？（我稱此為它們的「宇宙方案」）
拉圖用「集體」（collective）以及「民族」描述這樣的團體單位，而定義這個單位的第一個、也是最主要的標準，是這個群體所信奉的最高權威。這個最高權威可以是一位具人形象的神祗，也可以是抽象的概念，例如國族、資本、市場、科學、民主、自由等。
這個民族定義於是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拉圖認為「非宗教的集體並不存在」，換句話說，所有的集體必定都是宗教性的。而拉圖之所以鍾情於這個宗教式的民族定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迫使人們反思現代化、世俗化之後的各種主流意識型態，例如視國族為最高權威的國族主義、視科學為最高權威的科學實證主義、視經濟為最高權威的資本主義。唯有將這些意識型態信仰拉下神壇、將它們與過去其他信念等同視之，我們才能重新思考新的路線、開拓新的宇宙方案。
觀展群眾穿越藝術家丹尼爾．史帝曼．孟加聶的裝置作品《⧜》。（攝影／林彥廷）
於是，在拉圖劃的新氣候體制戰線的兩側，一邊是「人族」，另一邊是「地族」（terrestre）。
「人族」也稱作「自然民族」，我們可以簡單地將他們等同於生活在「全新世（Holocene）」裡的大部分「現代人」。受到近代科學革命的影響，他們視「自然」及「科學」為最高權威，認為自己全然屬於「自然」、受其物質必然性王國的支配。他們為數最為眾多，因此他們根本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民族，也拒絕成為一個民族。他們認為自己信仰的科學是普世的真理、適用於世界各地，因此他們拒絕受限於特定領土、也沒有自身的民族邊界。而且正因為認為自己不屬於任何領土，他們對自身行動的後果漠不關心。
另一邊的「地族」則是活在「人類世（Anthropocene）」的「蓋婭民族」。他們認為自己歸屬於「蓋婭（Gaia）」
蓋婭為希臘神話中的大地女神，創造了原始神祇和宇宙萬有的創造之母，是所有神靈和人類的始祖母神。
1972年，英國科學家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提出「蓋婭假說（Gaia hypothesis）」，一改過去認為地球和生命是獨立演變、生命不斷在改變自己以適應地球環境的觀點，洛夫洛克主張生命也有改變環境的能力；生命的出現、呼出的二氧化碳，改變了大氣，才讓地球環境變得宜人；也就是說，地球是一個巨大的有機體，他將這個自我調解的整體稱為「蓋婭」。
拉圖則在《面對蓋婭：新氣候體制八講》中進一步引述此概念進行闡釋。
（最高權威），並願意與祂分享主權。簡單地說，他們視自己為地球生態圈的一份子，必且明白自己的行動及作為將對地球造成影響，而這些影響也將反饋給自己。「地族」同樣沒有固定的領土；他們的領土由各種儀器及反饋迴圈所界定出來：哪裡出現有害的回饋，哪裡就是地族行動介入之處。
在這樣的界定裡，信仰蓋婭的即是我群，不信仰蓋婭的則全都是潛在的敵對他者。既然「非宗教的集體並不存在」，未能信仰蓋婭的其他集體必定是信仰其他外神。「地族」（terrestre）的字首「terr」說明了聖經裡描述的「外邦」（terra aliena）
此為拉丁文，意思是「外人的土地」。
是多麼合宜的參照。拉圖的敵我區分，不論是意圖或方法，都相當恪守聖經。
蓋婭政治：新型態的彌賽亞神話
參展藝術家尼可拉．波伊奇＋達米爾．蓋姆林＋米羅．羅曼作品《宇宙政治學的建築》（局部）。（攝影／林彥廷）
也因此，我們不須要太驚訝拉圖的「蓋婭」與聖經的「上帝」有多麼地相似。
第一，祂們都是單數形式的神明概念，而且都被視為定義集體的最終標準。如果一個民族由其最高權威定義，那麼一個民族只會有一個最高權威。換句話說，拉圖的民族定義不僅是宗教的、而且是一神論的；地族唯一的真神只有蓋婭，「信仰蓋婭」即為「地族」的定義。
第二，蓋婭與上帝都有明確的「人」的形象，也就是拉圖所說的「生動化」（animated）。「生動化」本意是「賦予生命」、「賦予靈魂」，拉圖視其為重要的政治關鍵，因為唯有藉由生動化，某個概念實體才能成為真正的行動體／行動者／主體，該概念才不會淪為沒有生氣的背景，該概念才能躍進人類歷史的舞台，並在人類歷史中獲得意義、發揮影響力。
而「生動化」是在各種「敘事」（narratives）裡所被賦予的；「上帝」毫無疑問地是在聖經的敘事中被生動化、被描述、被賦予形象，「蓋婭」則是在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琳恩．馬古利斯（Lynn Margulis）以及拉圖等人的理論中被敘說。然而，為了與傳統宗教劃出界限，拉圖強調，蓋婭並不是一個被「過度生動化」的概念。蓋婭並非全知全能，祂既非是整體，也不是統一的系統；蓋婭是多元、是反系統的；祂是經由許多能動者共謀而造成的各種非意向回饋而形成。但是拉圖澄清的是這位一神的「內容／特性」，蓋婭在「形式」上仍然是一種一神論。祂仍然是地族信仰的唯一神，只是是被閹割的神
為何不呢？拉圖認為蓋婭「身上沒有什麼母性的東西」。《面對蓋婭：新氣候體制八講》，頁139。
。一位被削減神力的神、一位不完美的神，仍然可以是一個群體信仰裡的唯一真神。
第三，除了外型都是具人的形象，蓋婭與上帝在內涵上也共享了許多個性與特色。首先，祂們都是創世的。在亞伯拉罕宗教體系裡，上帝創造世界。在希臘神話裡，蓋婭代表大地，是太初時先於眾神的巨大力量，並誕生下烏拉諾斯、忒婭、瑞婭、忒彌絲、提風、克洛諾斯等諸神。
此外，祂們也都是暴力的、可怕的、計謀的、煽動的，並且常常抱怨人類的不敬。在聖經裡，上帝不僅毀滅了所多瑪和蛾摩拉，也欲毀滅巴比倫、亞述與非利士。上帝甚至曾毀滅世界，使洪水淹沒一切，「凡地上有血肉、有氣息的活物，無一不死。」
《聖經》創世記6:17。
祂為了測試信徒亞伯拉罕，用計要求他獻祭親生兒子以撒。而在希臘神話裡，蓋婭策動兒子提風破壞宙斯的王國，也慫恿兒子克洛諾斯切掉丈夫烏拉諾斯的生殖器。這些敘事文本所描述的特質是如此相近，幾乎讓人以為蓋婭就是女性版本的上帝。
「脫逃星球」主題中，藝術家范柯·荷瑞古拉芬以防空避難室為創作背景的參展作品作品《腐敗的空氣─第六幕》。（攝影／林彥廷）
但是真正的重點並不在於為什麼不同的神話裡兩位神祗有如此高的相似度，而是為什麼拉圖在這個新氣候體制裡召喚的是這位蓋婭之神，而不是其他的大地之神？他的理由仍然是亞伯拉罕宗教式的：
蓋婭應該要以威脅的面貌出現，因為唯有這樣，才應讓我們感受到凡人必死、生命有限、「對存在之否定」、以及在世存有的難處。這是唯一的辦法，讓我們能意識到──悲劇性地意識到──新氣候體制。 唯有悲劇才能讓我們站在這件事同樣的高度。如同在上一講所見，末日的煙火並不是為了讓我們準備狂喜升天，相反地，是為了避免地球因反擊我們的宰制，從而把我們驅離。我們不是要把天國帶到地上來，而是有賴上天，我們首先更應照料大地──我們過去就是沒聽懂這道命令。 ……要是「地史天使」開始帶著恐懼和猶疑看著前方，那是因為她已然意識到威脅，並且已然發動戰爭……我所謂「面對蓋婭」就是這個意思。 ——《面對蓋婭：新氣候體制八講》，頁358。
照料大地的人類天職、在世危機、墮落的世道、（自伊甸園）被驅離的恐懼、末日預言，這些都是聖經神話裡反覆出現的母題。拉圖援引末日神話，可能是因為其歐陸文化背景的影響，也可能是因為其瞄準的主要受眾為歐美社會，但我們也不能忽略如高千惠在〈神性的解構與再建構：介於日常性、社會性與藝術性的當代精神圖象〉講稿
發表於《跨維度傳導：藝術、科技、神秘主義的共時相會》展覽開幕講座，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2020/11/15）。
裡所提及的，近代全球的「返魅」思潮及現象，恐怕與今日科技及文明發展下人類集體所遭遇到的、各種脫離掌控的無力、無能等末日情感息息相關。蓋婭與上帝同樣必須以威脅的面貌出現，正是因為這兩個一神宗教皆同樣面對無力掌握的狀況──即周遭各個異神部落與外邦民族的競爭威脅──故皆訴諸、祈求一神的最高權威，以終止戰爭狀態。
拉圖融合政治及宗教領域而打造的新型態蓋婭政治，本質上是一神的、是彌賽亞的。只是問題是，外神信仰在人類歷史上不僅比亞伯拉罕宗教長久太多，而且自耶和華被視為唯一真神的那天起，外神信仰仍然持續存在。舊約時期猶太族群以外存有各種他邦神祗，羅馬帝國牆外也有如日耳曼等族的古老部落信仰，甚至亞伯拉罕宗教體系也在日後分裂成各自的外教／異教，如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以及宗教改革後的各種教派。戰爭隨之而升，人們向唯一真神的和平祈願從未真正實現過。
從「地族」（terrestre） 到「穹埔主義者」（terre-rist）
藝術家伊山．貝哈達的錄像裝置參展作品《預兆》（局部）。（攝影／林彥廷）
這也是為什麼拉圖的敵我區分及宣戰布告只能是內向式的：它只能作用於蓋婭民族內部、在心理層面上激勵信心。至少在目前、在缺少絕對武力的狀況下，蓋婭民族根本無能真的發動戰爭。
於是，對外戰爭實際上並不存在，拉圖所提出的真正解決方案反而是放棄戰爭（戰爭結束）後的「外交議和」。更確切地說，是1555年的「奧格斯堡和約」（Peace of Augsburg）所確立的「教隨國立」原則，亦即承認各個民族（諸侯國）的主權、讓各民族在自己的領土上可以信仰自己喜歡的神明。這才是「談判／協商劇場」的真正核心機制：承認各個集體的最高權威、承認利害關係裡各個角色的主權，藉由角色扮演及代言與情境模擬，以期盼能獲得協商結論。
先不論這樣的談判與協商在現實世界裡的執行層面上，會因參與者的權力不同而造成多麼不平衡的結果，而是在理論層面上，這樣的談判與協商在新氣候體制裡完全無法適用。
正是因為各個民族有「各自」的領土，才能教隨國立，各民族也才能在其領土上恣意選擇任何生活方式、採用任何宇宙方案。但是在新氣候體制裡，地球只有一個；人族與地族的領土是重疊的。如果領土重疊，少數的一方必定是「沒得選擇」，只能被迫依多數人的決定而生活。如果領土彼此重疊，那就不會是「戰爭」；戰爭是擁有領土的民族們互相爭奪彼此的領土。如果領土彼此重疊，那只能是「革命」。蓋婭政治裡的能動者或許從來就不是「地族」（terrestre），而更應該是「穹埔主義者」（terre-rist）
這裡我取名「穹埔主義者」，取自「恐怖主義者」的台語諧音。「穹埔」的台語讀作kiong-poo，「恐怖」讀作khióng-pòo。「穹」意指天空，「埔」則有平坦（的大地）之意；「穹埔」一詞象徵地球行星裡蒼天之下、平地之上的生態臨界領域。
。
「你我不是信奉同一位上帝」
參展藝術家讓-米歇．弗東與拉夏．莎提的作品：COLLECTIVE，《跨物種影像交會》。（攝影／林彥廷）
或許是意識到「民族」這個概念在新氣候體制裡的困境，拉圖在2019年於哈佛大學的演講〈我們似乎不住在同一星球上：一個虛構的天體模型〉，將原本屬於地表上的「集體」、「民族」、「領土」概念，修正擴展為天上的「行星」、「星球」、「星人」。新氣候體制不再是不同民族在同一領土上爭奪領土，而是不同「星人」在同一顆行星上過著不同的生活。
簡單地說，在地球這顆行星上，住著一群「全球化星人」（the Globalizatian）
以下各種星人名稱是依據星球名做的變形，例如「全球化行星／the Planet Globalization」的「全球化星人／the Globalizatian」。
，他們嚮往著美國生活，並且認為每個人都有權利過這樣的日子；他們並不十分在意地球的資源枯竭與環境汙染問題。在同一顆星球上住著「脫逃星人」（the Exitian），他們意識到地球資源有限、環境破壞已不可逆，故決定逃離這個悲慘的地方；有的是外向式地逃離至其他行星（如火星），有的則是儲備資源、內向式地逃進避難防空洞裡。
還有另外一群「維安／安全感星人」（the Securitian）
台北雙年展裡的翻譯是「維安星球」。考量到此星球住民特殊的「安全感」情感核心，我在本文裡也加註使用這個概念。
，他們假裝資源及環境問題不存在，用廉價的國族主義、政黨認同，以及保守派的懷疑論等，維繫自身脆弱的「安全感」。
「現代性星人」（the Modernitian）也可以叫做「伽利略星人」或「笛卡爾星人」，他們在「科學革命」及「大發現時代」後快速增殖，以科學、理性、自然為信仰核心，並且因人文主義的發展而帶有程度不一的人類中心主義特質。「人類世星人」（the Antropocenese）同樣重視科學與理性，但他們面對自然環境的態度與「現代性星人」不一樣，而願意反思人類中心主義、反省人類行為對自然造成的影響。「實地／接地星人」（the Terrestrial）
台北雙年展裡的翻譯是「實地星球」，《著陸何處》則譯為「在地」（頁87）。而使用「接地」、「接地氣」不僅是華語文化圈已經習慣使用的詞彙，也有強調在地文化及政治差異的意涵。
則不僅反思科學至上的信仰，也不再認為政治、自然、文化能完全分離而互不相干，並且願意投入政治活動、改變現狀；如果用簡單地公式表示，「人類世星人」＋政治投入＝「實地／接地星人」。
最後是「平反星人」（the Vindicatian），包括那些信奉部落的、原住民信仰的，或是實踐與現代生活不同或相反的生活方式的人。在過去他們被視為原始、未開發、不文明、傳統及迷信；是時候為他們平反了。
藝術家姚瑞中作品《巨神連線》展場一隅。（攝影／鄭宇辰）
宗教比喻並不會不適用這個「新氣候體制」，反而更能幫助我們理解「雖然住在同一顆星球上，卻對這個星球有不同的認識」的這個領悟。想像一下數百年前宗教革命時，「雖然我們信奉同一位上帝，卻對這位上帝有不同的認識」如何成為革命份子們的行動動力；想像一下信仰基督的同志朋友在反同教會裡感受到的「你我不是信奉同一位上帝」：我的上帝愛我、接受我；你的上帝恨我、欲摧毀我。祂是同一位上帝嗎？
下篇將解析雙年展作品，請見：〈我們從未「從未現代過」：評2020台北雙年展《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下）〉。本文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與文心藝術基金會「現象書寫–視覺藝評」補助專案。
朱峯誼／我們從未「從未現代過」：評2020台北雙年展《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下） - 報導者 The Repo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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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台北雙年展以「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為題，由著有《我們從未現代過》、《面對蓋婭：新氣候體制八講》的哲學家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和獨立策展人馬汀．圭納（Martin Guinard）共同策展。拉圖提出「蓋婭政治」，重新結合宗教、政治、科學範疇，作為其新氣候體制的政治理論基礎。在展覽裡，拉圖與圭納進一步將人們熟知的集體、民族、領土概念，轉化為行星、星球、星人，以全新架構呈現當前人們因氣候變遷、政治局勢惡化產生的分裂衝突。朱峯誼為此撰寫評論，上篇解析拉圖的學說、下篇則分析雙年展中作品如何回應、展演這項理論。
從「全球化星」到「維安／安全感星球」與「脫逃星球」
這是2020台北雙年展《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展覽規劃的主要設計藍圖：一個虛構、想像的天體圖。
展覽從北美館2樓的「全球化行星」開始，以蜜卡·羅登伯格（Mika Rottenberg）的錄像作品「宇宙生成器（AP）」（2017）揭開序幕，點出全球化下大量製造、貨品流通、文化侵擾的狀況，是相當符合策展論述順序的安排。接續的是成長於剛果民主共和國的讓·卡通百伊·姆肯迪（Jean Katambayi Mukendi）的數件雕塑作品，其不僅論及該國進入全球化體系的主要經濟活動：自然資源（銅礦）開採，作品抽象且無實用的形式、廉價材料的使用，亦是對全球化大眾商品的成本低廉、品質勘用的大量製造的諷刺。黃海欣的「巴塞爾藝術展後」（2020）探討藝術市場在全球化裡的角色；「小確幸之河」（2015）指出大眾對全球化危機的漠視及安逸心態，似乎更適合於「維安／安全感星球」展間。
法蘭克·列布維奇（Frank Leibovici）與朱利安·塞胡西（Julien Seroussi）的三件作品探討國際刑事法院審理的、發生在剛果民主共和國的波格洛大屠殺事件；它不僅是早期殖民主義全球化所遺留下的族群問題，也是拉圖在發展「蓋婭政治」理論時所憂心的、因最高仲裁權威缺席而導致的戰爭狀態。瑪利安·莫里（Marianne Morild）的系列畫作結合抽象、不知名的地景及地層剖面圖，展現「全球化星球」和「實地／接地星球」之間的張力。MILLIØNS建築工作室分解西格拉姆大樓（Seagram Building），揭示現代建物背後從原料、設計到概念上複雜且廣泛的全球連結。崔潔的平面作品則描繪未來主義的建築美學，是全球化的美好烏托邦想像。范柯·荷瑞古拉芬（Femke Herregraven）與安東尼奧·維佳·馬克提拉（Antonio Vega Macotela）的作品探討全球化金融體系問題。伊山·貝哈達（Hicham Berrada）的「預兆」（2020）將有毒物質的環境汙染帶進討論。
藝術家尤拿斯．史塔作品《史蒂夫．班農：宣傳大業的梳理與回顧》展區。（攝影／林彥廷）
最適合展開「維安／安全感星球」討論的，無疑是尤拿斯·史塔（Jonas Staal）詳細分析川普軍師班農（Steve Bannon），用以宣傳保守主義、白人至上、基督基本教義等意識型態的方法與技術的作品「史蒂夫·班農：宣傳大業的梳理與回顧」（2018–2019）。秦政德、李佳泓、林傳凱、陳怡君「在冷戰裡生火」（2020）則是將「維安／安全感星球」帶進台灣脈絡，不僅處理台灣冷戰時期的「中華民國國族主義」，作品名稱裡的「生火」更有「取暖」意涵，恰恰呼應這個星球住民維繫安全感的核心需求。洪子健「我的敵人的敵人是我的朋友」（2020）以電影分鏡為創作形式呼應尤拿斯·史塔的作品，內容上則呼應「在冷戰裡生火」的國族主義。而「脫逃星球」當然是以防空避難室為創作主題的范柯·荷瑞古拉芬（Femke Herregraven）「鉸接碰撞─被喚醒的病灶」（2019）、「腐敗的空氣」（2018）與「腐敗的空氣─第六幕」（2019）為星球代表。
貧瘠的「實地／接地星球」，與新發現的「另類重力星球」
領土仲介所（約翰．帕爾曼西諾 & 安－蘇菲．瑢絲克）多頻道錄像裝置作品《變化中的海洋》一隅。（攝影／林彥廷）
展覽的核心必然是1樓的「實地／接地星球」展區，而這也是策展上最難處理的區域。2樓展區處理的全球化及其延伸問題存在、討論已久，是藝術家所熟悉、且容易在創作中呈現及探討的理論概念。然而「實地／接地」（terrestrial）、「地族」（terrestre）、「蓋婭」是拉圖提出的新觀點；該如何挑選適合藝術作品、與這些理論概念相呼應，並不是件容易的任務。展覽用「接近」（approaching）一詞修飾是相當聰明的策略。一方面，雖然不是每件作品都能恰當地闡述蓋婭政治的理念，但這些作品的確以其創作主題及應用媒材，在不同程度上提供觀眾有別於傳統現代主義及全球化發展主義的視角。
另一方面，「接近」也呼應拉圖以天體行星群概念化理論的初衷；「全球化」、「現代化」、「維安／安全感」、「人類世」、「實地／接地」都不是真的行星，而更像是「引力場」，或是拉圖所說的「吸子」（attracteur） （註）
見《著陸何處：全球化、不平等與生態鉅變下，政治該何去何從？》，布魯諾·拉圖著，陳榮泰、伍啟鴻譯，群學出版，2020年。
。在這個觀點下，與其說張永達（「scape.unseen_meta-T」，2020；「scape.unseen_model-T」，2020；「scape.unseen_sample-T」，2020）、蘇郁心（「參照系 一」， 2020；「參照系 二」， 2020）、領土仲介所（「變動中的海洋」，2020）、峨塞·達給伐歷得（「植物系列」，2014–2015）作品屬於「實地／接地星球」，不如說他們的作品更接近「人類世星球」的引力場，因為這些作品都強調科學觀查、儀器測量、資料分析面向，並且也都著重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影響，透露出與以往科學實證主義至上不同的、去人類中心主義的反思 （註）
屬於相似概念的作品還有安-夏洛特·芬內（Anne-Charlotte Finel）「悲傷菇農」（2017）；史帝芬·維列-波特羅（Stephane Verlet-Bottero）、蕭麗虹、蔡明君的「儲回大地的藝術」（2020）；張懷文與MAS微建築研究室「美術館作為你我的第三層皮膚」（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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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於台北市立美術館中庭的張永達裝置作品《scape.unseen_model-T》。（攝影／林彥廷）
劉窗（「鋰礦湖與複音孤島」，2020）、喬安娜·哈吉托馬斯（Joana Hadjithomas）與哈利爾·喬雷吉（Khalil Joreige）（「冷河河床下」，2020）、武玉玲（「生命軸」，2018；「我自己」，2018；「山林中的藤蔓」，2020）、丹尼爾·史帝曼·孟加聶（Daniel Steegmann Mangrané）（「⧜」，2016）探討不同區域的地緣政治及相對應的政經活動，並藉由論述、研究調查與空間裝置，提供觀眾不同的知識觀點及感受，是偏向「全球化行星」引力場。能幫助觀眾理解「蓋婭」特性的除了導演約翰·費爾德曼（John Feldman）的紀錄片《共生地球》（2017），還有由諾梅達（Nomeda）與吉帝米納斯·烏爾伯納斯（Gediminas Urbonas）創作、以「非地方神經網絡」擬仿生物沼澤潮溼反制效應的「沼澤智慧」（2018–2020），以及描繪蓋婭憤怒及反嗜的峨塞·達給伐歷得「 病毒系列」（2020）。
如果將公式「實地／接地星＝人類世星＋政治投入」應用進來，那麼尤利·奧羅（Uriel Orlow）（「向苦艾學習」，2019–2020；「瘧疾、剛果與比利時人」，2019–2020；「喀坦加的非洲苦艾」，2019）、食事提案（「牡蠣間」，2020）、慕尼·瓦希夫（Munem Wasif）（「種子將解放我們 II」，2019）、動態自造實驗室（「暗流」，2020）是最為接近「實地／接地星球」的創作，因為他們在作品裡真正地提供多元且符合在地政經脈絡的政治行動與實踐方法。
食事提案（丹尼爾．費南多．巴斯克瓦 & 阿隆．夏貝）以蚵殼水磨石表面及躺椅裝置的作品《牡蠣間》。（攝影／鄭宇辰）
一個有趣的安排是地下一層的展區，展覽用「另類重力星球」（Planet with Alternative Gravity）取代了拉圖原本的「平反星球」（Planet Vindication）。
這樣的安排剛好幫助修正了拉圖原本的理論。也就是說，能提供另類及革命性視角的（因此也是需要被平反的）不只是古老的、部落的、原住民的字宙方案及生活型態（例如麥可·阿米泰吉 [Michael Armitage] 2016年作品「奇異果實」，以及施永德、希巨·蘇飛、拉黑子·達立夫2020年作品「不同地吸引力：流客」），更包含當代社會裡發展的各種信仰文化與新型態的神秘主義。這是姚瑞中「巨神連線」（2016–2020）與陳瀅如「屠學錶」（2014）在整個展覽裡的重要性：前者將台灣傳統民間信仰、後者則將占星學帶進展覽脈絡。前者提供了相對於西方本體論的東方倫理學理論視角，後者提供了一個相對於亞伯拉罕宗教體系的新式神秘學對照。雋·巴爾達札（June Balthazard）與皮耶·保茲（Pierre Pauze）的作品「Mass（質量／彌撒）」（2020）則或許可視為此新型神秘主義與現代科學實證主義間的交會 （註）
讓-米歇·弗東（Jean-Michel Frodon）與拉夏·莎提（Rasha Salti）作品「跨物種影像交會」（2020）依其作品描述（「透過大量影片的擷取拼組，讓多元世界或多重宇宙的萬千主角，即人類、動物、植物、礦物、水、霧霾、鬼魂、精靈等，在其間互相接觸、調解、感染、融合、轉化彼此」），或許也可以被歸類在此「另類重力星球」裡。
尼可拉·波伊奇（Nikola Bojic）、達米爾·蓋姆林（Damir Gamulin）、米羅·羅曼（Miro Roman）的「宇宙政治學的建築，2020」或許較為接近館場2F的「脫逃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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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結構的中介落差
2020台北雙年展展場一隅。（攝影／鄭宇辰）
近期有關2020台北雙年展的評論多聚焦於「中介」及「代言」議題。如吳祥賓在開展前的評論〈在迫降中著陸的展演生產模式：從「再現危機」測探第12屆臺北雙年展〉，即提醒觀注這次展覽裡知識份子、生態行動者、機構間三方的角色，擔心「藝術、政治和科學的『再現叢結』」會不會再次「跟實際的在地連結產生某種程度的落差」？高俊宏觀展後的評論〈我不覺得「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臺北雙年展之再協商〉，認為這次的雙年展成了「中介化為思想與理論的展示場」，而忽略了雙年展在亞洲的「新國族審美」戰略意味。他援引曾嘉慧「歐洲負責生產理論，亞洲負責生產經驗」的感慨，認為拉圖的策展是另一次的「西方理論先行，再輔以在地的現況作為對話」。高千惠的評論〈當雲端遇見地氣：一個扁平傳導世界的再現〉也指出由於過於強調科技與數位資料而缺少人類學的蹲點經驗，使拉圖的西方主流世界經驗之路無法復刻在亞洲一個南島上。
藝術家峨塞．達給伐歷得在其壁畫作品《病毒系列》前進行解說。（攝影／林彥廷）
誠然，除了空間（歐洲VS.亞洲）、時間（歷史脈絡）、方法（科技分析與資料呈現VS身體行動）上的差別，本文想更進一步指出還有心靈結構（spiritual structure）與神話結構（mythological structure）上的差異。
《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主要的策展理論、拉圖的「蓋婭政治」，是亞伯拉罕宗教的神話結構，展現的是聖經神話裡因外邦侵略而失去領土的流亡焦慮，以及讓最高權威終止戰爭自然狀態的祈求。這不那麼是台灣民眾所熟悉的宗教倫理敘事；台灣民眾熟悉的宗教情感，或許更貼近約略同一時間姚瑞中所策畫的、2020台灣美術雙年展《禽獸不如》的策展因由： 以個人心靈困頓或生活憂慮為起始，轉而求助神聖，並以個人的努力與行善做為宗教實踐，幫助神聖力量扭轉乾坤，讓世界再次順利運行（風調雨順）的倫理行動。
問題在於「不夠拉圖！」
民眾觀看藝術家雋．巴爾達扎與皮耶．保茲的雙頻道錄像作品《Mass（質量／彌撒）》。（攝影／林彥廷）
然而，真正的關鍵或許不在於「中介」與「代言」以及其產生的必然落差。因為嚴格說起來，所有的政治行動都是「中介」與「代言」，而中介及代言就一定存在代言人與被代言人之間的落差（註）
在以符號學方法為架構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裡，「中介」是概念本體化的必然過程；本體化後的概念才能被分析、被討論，也才具有政治性。可參考林文源在《我們從未現代化》做的導讀。相關論點也可以參考同樣以符號學方法為本的拉克勞（Ernesto Laclau）論述「政治行動」。可參考林淑芬（2003）：〈政治行動的可能性條件〉，《政治社會哲學評論》，第四期，頁29-72。
。既然如此，這個必然差距恐怕不是重點，重點是該中介或代言是不是真的能幫助我們處理危機、解決問題。我們很少質疑「民主政治」、「人權」、「共和制憲」、「性別平等」、「轉型正義」等的「西方理論先行」問題，正是因為這些理論、方法、制度能幫助我們處理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浮現的各種問題及需求。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對《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展覽感到期待落空，或許並不是因為它的策展概念以一個西方的理論為基礎，而是這個理論本身固有的侷限，以至於它無法真的解決我們當前的危機。
拉圖提出的解方是以「主權集體」為想像架構的外交談判、協商、議和；問題是，當前的氣候危機不正是這幾十年來主張開發、致力開發的主權國家所造成的嗎？否認氣候危機、拒絕議和、拒絕管制的，不也正是這些主權國家？如今再把「主權集體」帶進來談，在多少程度上這個新的、拉圖所提案的「主權集體」（地族），能真的與當前國家匹敵？而最為諷刺的是，當前台灣的外交困境，不正清清楚楚地說明了這樣的集體協商及議和，如果不是不可能，也勢必將犧牲處於弱勢的主權集體嗎？
因此，我們必須放棄拉圖的提案，並且重新思考與看待新氣候體制裡的行動者網路。或許，我們可以先不用那麼快地引進亞伯拉罕焦慮、如此積極地區分敵我。或許，在這場「革命」中，我們可以更為彈性，運用更多層次的策略及技術，也利用更多重的身份角色，喬裝隱身行遊於市，在複雜的關係網絡中理解各個關係人物的價值偏好與利益往來，既見縫插針，也穿針引線，或引導，或策反，或遊說，或變節，以達成最後的目的。就像好萊塢外星人電影裡最常見、最令地球人恐懼的外星人入侵地球的方式：藉由喬裝成一般人，秘密地潛伏與人類社會中，等待時機，慢慢地將周遭的人一個一個吸收、轉化為自身種族、擴大陣營、最終統治地球。
雖然拉圖「蓋婭政治」裡的「領土」與「民族」概念並不適用，但是他的天體模型、他的「我們不住在同一個星球上」卻是對的！我們並不是各自擁有領土的民族，而是覬覦同一顆星球的異星人。我們的使命是入侵這顆行星、奪取這顆星球的資源使用權，並將這顆星球上的「現代人」轉變成我們這個種類。這個種類可以被稱為「地族」、「實地／接地星人」、「蓋婭星人」、或「穹埔主義者」；而這一族的最大特點，如同拉圖所描述的，是政治能動，因為「實地／接地星人」＝「人類世星人」＋政治行動。這個政治能動來自於我們真的能影響地球、影響環境、影響政治的覺悟；這是「逃脫星人」與「維安／安全感星人」所缺少的。
民眾觀看藝術家劉窗的三頻道錄像作品《鋰礦湖與複音孤島》。（攝影／鄭宇辰）
也因此，台北雙年展《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展覽最大的問題，是根本不夠拉圖！——在「實地／接地星球」展間裡，真正具有政治能動性、與政治議題對話的，嚴格說起來只有少數四至五件作品
如前文所提到的尤利·奧羅（Uriel Orlow）的「向苦艾學習」（2019–2020）、「瘧疾、剛果與比利時人」（2019–2020）、「喀坦加的非洲苦艾」（2019）；食事提案的「牡蠣間」（2020）；慕尼·瓦希夫（Munem Wasif）「種子將解放我們 II」（2019）；動態自造實驗室「暗流」（2020）。
。這讓展覽成了高俊宏評論的「重新裝潢過的數位化自然教室」，以及高千惠所說的「大型自然科學教學廳」。如果展覽能更加堅持拉圖的理論、納入更多具政治意義的藝術創作（也不僅止於以劇場象徵式地代表政治協商活動）、更完整地展現「實地／接地星球」的特質，展覽也將更具啟發性。
我們從未「從未現代過」
如果聖經一神論式的「耶和華我族」與「異神外邦」的區隔，是明確且尖銳的「主體」及「客體」區分，那麼幻化形體、偽裝成人類、伺機而動的異星人，似乎更接近拉圖在《我們從未現代過》裡提出的類主體／類客體。
拉圖認為現代性的特點是「主體VS.客體」、「自然VS.文化」、「現代的我們VS.傳統的他者」此類的二元分裂，而這些分裂讓我們無法真正適切地描繪現實，因為現實是由各式的混種物組合而成。因此，藉由宣稱、承認「我們從未現代過」，拉圖呼籲我們打破這些現代性二分、重新思考行動者本體。
2020台北雙年展展場一隅。（攝影／林彥廷）
然而，前文所說的聖經裡的敵我想像，恐怕己清楚表明了「主體VS.客體」、「現代的我們VS.傳統的他者」並不是「現代性」專有的特色，而是古老原始的人類認知模組。它不僅早於舊約聖經的「我族VS.他族」區分，早於漢地青銅器時代的「夷夏之辨」 （註）
如《左傳．成公四年》：「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也早於希臘城邦時期人們對物、對世界、對宇宙的好奇與思索。
或許真正的狀況是，我們從未「從未現代過」；拉圖所說的「從未現代過」的分裂時間點自始至終並不存在。主客早就分裂了；現代性發展只是加速「極端化」這個分裂，讓人類（在想像中）能徹底脫離自然、掌控自然、成為自己的主人。
藉由宣稱我們從未「從未現代過」、藉由撤銷我們所想像的「現代性」發生時間點、藉由承認人類主客二分的原始認知基模，我們能同時承認此基模在極端化後造成的各種病徵及危機，並且至此深刻體認「主體對客體的作為及行動在一定程度上將循環回饋於主體自身」的「主客同體」論，進而重新調整、修正我們的觀念與作為。我們能夠行動，但並不是向一個想像的刻板的敵人宣戰，而是如同類主體／類客體般，在成為他們的同時將他們轉化成我們。在同一顆行星上，革命沒有終點，只有無盡的回饋、反應、與轉化。
「蓋婭政治」是什麼？上篇完整說明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的策展理念 本文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與文心藝術基金會「現象書寫-視覺藝評」補助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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